梁捷

 十多年来，汪丁丁教授一直在思考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这两件事，前者有关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后者则有关长期内社会和谐发展。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推行近三十年，随着现阶段收入差距拉开、城乡矛盾加剧、社会问题暴露，有关改革的争论盛嚣尘上。汪教授此时把这方面思考的论文随笔结集出版，有着特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 读罢这十三篇文章，我愿意把内容分成三组主题分别讨论，主题词分别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以及市场经济的内在困境。
 汪教授经常讨论道德，可道德这个词本身充满着歧义。黑格尔认为道德有伦理上的实体性，可以直接充当善的标准，从而运用到我们的公共生活之中。可是齐美尔并不同意，道德的真实含义不见得能完全地客体化，还得看我们在何时何地如何使用道德这个哲学概念。
 如果将道德概念置于严酷的自然环境下，分歧就会更加严重。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里讨论了只是面向小型共同体的“自然道德”。所谓自然道德就是说人和动物一样天然地有社会性，可只是向内维护族内成员利益，不惜损害族外成员的利益。对一部分人讲道德而对更多的人不讲道德。这种道德并不符合广为接受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律，不能扩展出去，更是不符合康德所作的普遍意义上的道德定义。
 只有市场竞争能克服这种自我封闭的自然道德。由于存在身体、组织以及知识等多个层面的劳动分工，参与市场竞争、发展合作行为可以给个人带来更高的收益回报。在利益驱动下，个人就有激励打破自然道德，寻求更好的生活。但反过来，市场竞争也并不总是稳定，同样可能存在尔虞我诈、相互欺骗的情况，这样就对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一共有三种办法可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败坏。第一种是自我监督，即依靠个人的习俗、信仰和道德感来自我约束；第二种是相互监督，依靠利益牵制来构成约束；第三种是第三方监督，即共同出资聘请独立第三方来履行监督职能。可是第一种监督会发生信仰危机，第二种监督会发生串谋和讨价还价，第三种监督会发生寻租。说到底没有一种监督十全十美，各种机制还得共同作用，这正是我们讨论市场经济道德基础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
 为了从根本上认识这个困境，为了超越学术分工的局限，汪教授引导我们反思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上世纪50年代斯诺提出“两种文化”之说以后，很多学者都试图走一条综合“科学”与“人文”的“第三条道路”，汪教授正是怀揣如此抱负，开始研读脑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现象学。
 从认识论乃至认知科学入手，这条思路恐怕得益于哈耶克《感觉的秩序》，亦可以从亚当.斯密两百多年前的《道德情操论》中受到有益的启发。哈耶克认为，人的大脑神经元的组织结构与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非常类似，都遵循不断外向交流扩展的秩序，连接成具有高级功能的结构，并且在长期演化过程中自发组织。故而，汪教授试图在脑科学中找到“愤怒”、“妒忌”等心理的神经机制，在社会心理学中找到符号交往、情景记忆的作用规律，在社会现象学中找到社会存在和演化的自我反思。
 如此的研究路径逼迫我们从几个维度思考社会基本问题，即齐美尔所提问的“社会何以可能”？第一个维度是“物”的维度，即通过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社会行动的认知基础。很多社会学家都使用“疾病的隐喻”来讨论社会的缺陷，可很少有人像汪教授那样真的去学习脑科学，从而准确把握人类理性的局限。第二个维度是符号的维度。从米德的符号交往论到戈夫曼的剧场理论，都认为人类在社会交往中都必须通过符号，从语言到行动到姿态，无不是符号的表示方法。我们自己使用着符号，思考和行动却也总是为符号所左右。第三个维度则是“意识”的维度，即个人思想中有部分超验因素，关于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本体论认识，无法用理性范畴来解释。
 根据这样的框架来讨论市场经济道德问题，我们第一要认识到人类思维的生理局限，第二要认识道德与社会心理的互动关系，第三要认识到道德的超验含义。现在我们这种道德分析就不是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传统下的人文主义道德，也不是新兴的道金斯和古尔德提倡的科学主义道德，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种道德”。尽管我并不知道汪教授这种道德分析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承认，但仍然极为佩服，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 最后有几篇文章直接讨论市场经济的内在困境。在几个特殊而又有重大意义的市场里，由于市场本身信息结构导致的道德缺失，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一个是人们生命周期的起点――教育市场；另一个是人们生命周期的终点――医疗市场。
 在教育领域，由于学生未来生活的极大不确定性，导致教育的内容和手段存在极大的分歧。而教育效果又是难以直接观测，因此为教师的败德和懈怠提供了机会。同时，教育又是每个人年轻时必经的过程，对终身发展影响之大简直不可计算。在这样的情形下，教育如何可能？
 再看医疗领域。医疗直接关系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乃至寿命长短。可是病人和医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只能依靠医生了解自己的身体，命运完全维系在医生的良心和道德感之上。在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欺诈、要挟、玩忽职守的情形屡禁不止，医患之间的矛盾必然性地加剧，最终导致了市场的崩溃。
 汪教授最后不无忧虑地得出了“未来每个人必须是自己的导师”和“未来每个人必须是自己的医生”这样的结论，略显悲观，但发人深省。只是我觉得汪教授遗漏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希望，那是最后一点超验的人性之光。虽然在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逻辑框架内很难为市场经济找到坚实的道德基础，虽然我们看来无法解决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内深层次的冲突，但是我们不应该对市场的存续失去信心。只要对未来抱有希望，个人道德就会维持，市场合作也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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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著：《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