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复兴。美国自由党成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罗斯巴德在其中极为活跃。
　　与此同时，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奖，第一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研讨会召开，这次研讨会堪称朝圣山会议之外最隆重的自由主义者聚会。罗斯巴德在会上递交了全面阐述奥派宗师米塞斯方法论思想的论文，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米塞斯于1973年去世，一辈子郁郁不得志，终于没能看到奥地利学派的全面复兴。
　　罗斯巴德在政治与学术两个领域都颇为活跃。他生于1926年，1956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约瑟夫·多夫曼（Joseph Dorfman）的弟子。50年代初期，他开始向米塞斯学习，正式加入奥地利学派。
　　即使是在奥地利学派内部，也很少有人像罗斯巴德那样坚定地贯彻米塞斯的方法论。在这本《自由的伦理》之前，国内只引进了他早年的著作《美国大萧条》。如果认真推敲他对美国大萧条的分析，就能看出他与弗里德曼、伯南克等主流芝加哥学派学者的分歧。他很少考虑货币问题，而把大萧条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罗斯巴德并没有描述大萧条前后的整个经济历史，也没有收集、核对所有可能的统计数据，只是把研究重点放在各种可能导致衰退的诱因上。因为米塞斯说过，研究商业周期，绝不等同于对一个时期的所有经济记录做一次调查，而是要强调那些诱因，考察其中一系列的因果关系，把与经济周期有关的那部分从复杂的经济世界中分离出来。
　　罗斯巴德在那本书中认定，胡佛政策才是大萧条的祸因，但原因不是1933年接任胡佛担任总统的罗斯福所说的太过自由放任，恰恰是这些政策还不够自由放任。危机到来时，胡佛政府却正在实行固定工资率，损害了企业的利润和投资收益。这种做法是彻头彻尾的政府干预，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从而酿成恶果。
　　这本《自由的伦理》是罗斯巴德相对后期的代表作，更为全面地表达了他对“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看法。罗斯巴德认为，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真正的资本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每个人都应自我所有，拥有他自己身体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拥有获得劳动所得的权利。
　　他认为政府或国家都与正义的根本原则不相适应。罗斯巴德对国家的定义与奥古斯丁一脉相承，极端激进，认为“国家无非就是一群强盗。”如果读过米塞斯的《官僚系统》，也不难想起米塞斯的夸张论述，“官僚系统就是一种罪恶”。
　　罗斯巴德认为，国家拥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是通过税收获取财政收入，第二是取得对武装力量的强制垄断权，以及对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最终决定权。第一种行为构成一种“伟大的偷窃”，因为它总是未经许可就取走我们的财富。第二种行为实际上是禁止在特定区域里防卫，以及司法服务的自由买卖，以使国家成为这种服务的惟一可能提供者。
　　值得注意的是，罗斯巴德并没有将自由主义的根基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这是他与其他新古典经济学家最根本的区别之一，虽然两者都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罗斯巴德曾经严厉地批评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激烈程度一点不亚于对凯恩斯的批评。他认为，在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无政府社会中，只有千万年来从传统、社会、家庭的教化中习得的自然正义，才可能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自然正义与自由一样，是人类生活中最宝贵的要素。
　　自由，结合古老的自然正义，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经济生活中遇到的困境。在《自由的伦理》中，罗斯巴德将这套理论运用到土地购买、儿童教育甚至动物权利等诸多问题的讨论中，都得出了不俗结论。正因为他排除了诸多现有理论的干扰，在纷繁冗杂的历史经验分析中，保持清晰的先验框架，终于构建起米塞斯之后最为系统的自由主义分析框架。他    这套完整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既不是经济学的，也不是政治学的，但的的确确是“自由主义”的。
　　为了宣传自由主义，罗斯巴德早年就开始编辑《自由论坛》《自由主义研究》等杂志。由他编辑的《奥地利经济学评论》于1987年正式创刊，1998年改为每四个月出版一期，也就是现在的《奥地利经济学季刊》，是学界最受尊重的奥地利学派杂志。从1984年起，他所主持的米塞斯研究所每年都要开展夏季教育培训活动，散发奥地利学派书籍，传播奥地利学派思想。
　　虽然如此，个性强硬的罗斯巴德也像恩师米塞斯一样，并没有获得学术界的普遍承认。直到晚年才在拉斯维加斯获得了内华达大学的教职，却从未被授予指导论文的权力。■

《自由的伦理》，（美）穆瑞·罗斯巴德著，吕炳斌、周欣、韩永强、朱健飞译，梁捷审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8年第24期“本刊12月荐书”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