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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15 自由与自然正义的融合自由与自然正义的融合 梁捷／文
 总第226期 出版日期：2008-12-08 上世纪70年代初，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复兴。美国自由党成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者罗斯巴德在其中极为活跃。 《自由的伦理》，（美）穆瑞·罗斯巴德著，吕炳斌、周欣、韩永强、朱健飞译，梁捷审订，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参见本刊2008年第24期“本刊12月荐书”
December 02 星月微笑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是时常愈加反覆地思索，它们就愈是给人的心灵灌注了时时翻新， 有加无已的赞叹和敬畏 ——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墓碑铭文
什么让我们看见星月微笑
什么让我们感动 November 30 文理分科致民族整体素质降低本报深圳讯（记者刘启达、廖嘉明）由国家外国专家局等主办的“国际人才高峰论坛”昨日在深圳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在论坛上作了“人才培育与教育创新”的演讲，炮轰我国现行教育中的三大“病症”。
October 30 博客September 25 胡佳入围萨克洛夫奖最后一轮候选名单过去20年中获萨克洛夫奖的人中包括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缅甸被长期软禁的反对党领袖昂山素季和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胡佳 (1973年)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3%A1%E4%BD%B3_(1973%E5%B9%B4)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汉漢▼
 本文讲述的是环保、艾滋病关注人。关于同名的跳水员，详见“胡佳 (1983年)”。 胡佳（1973年7月25日－），安徽芜湖人，出生于北京，亦名胡嘉，网名freeborn，1996年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现改名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信息工程专业。胡佳是中国著名的环保志愿者、艾滋病工作的活动者，曾是野牦牛队的编外队员、藏羚网负责人、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执行所长、爱源汇的创建者之一。
[编辑] 家庭背景
胡佳 曾金燕夫妇。 胡佳父母分别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天津南开大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后被下放到河北、甘肃及湖南等偏远地区劳动。1973年胡佳出生时母亲已经36岁。父母被迫分居两地，胡佳由父亲抚养。1978年邓小平当政后，右派的名誉被恢复，胡佳一家得以团聚。1989年起，胡佳一直坚持素食。1997年胡佳皈依佛教。2005年7月28日，胡佳与曾金燕登记结婚。2007年，他的女儿胡谦慈出生。 September 18 社会过程及其评价社会过程及其评价 Social Procedure and Its Evaluations
汪丁丁
摘要：社会对它自身演变的评价，长期而言，决定了它自身的演变。最早定义了这样一个主动过程的经济学家，是奈特（Frank Knight），他的思想影响了阿罗（Kenneth Arrow）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阿罗系统地批评并颠覆了公共政策的“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合理性。布坎南则确立了数量远大于帕累托改善之可能性的帕累托不可比的社会状态之间的政治对话理论。最后，可以视为对布坎南政治对话理论的支持，森（Amartya Sen）提出的一个命题表明，在社会成员对诸如“自由”、“效率”、“民主”这类理想或“美好社会”（good society）诉求的指引下，社会在特定信息结构的制约之内对自身演变的任何评价，或者是不能自洽的，或者在帕累托不可比的社会状态的集合上无差异。将上述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演变，根据中国社会的三重转型特征可推测，中国的经济发展或迟或早将改变多数中国人对各类价值的重要性排序并且，以不很高的概率，可能逐渐降低物质利益在价值排序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物质利益在人群之内的不平衡分布可推测，由于物质利益在“已经富起来的”和“尚未富起来的”人群的价值排序中的显著不同位置，并且由于帕累托改善机会的耗竭，在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集合上的不同价值排序所导致的政治对话与政治冲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一．引言：关于人类社会 社会生活或生命的群性，与生命的个性相对而言，成为人类的两大特征。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人类的每一个体的生活可分类为：（1）情感生活。这一生活的“生理-心理”基础是人类在物种演化的哺乳动物阶段形成于脑内的“外缘系统”（Limbic Systems）。脑科学的当代研究（来自不同学派的报告）的最令人信服的一项共识是，人类的情感生活与理性生活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因病患所致的情感障碍将显著地降低行为主体的理性程度。也就是说，情感是理性的基础和前提，并且根据一般哺乳动物远低于人类的理性程度，我们推测，理性不是情感的基础和前提；（2）个体生活或“私域”（private domains）内的生活。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是生命“体”边界之内的主动过程，即亚里士多德（拉丁文本）谈及“动物”（anima）时使用的这一语词的另一涵义——“灵魂”。有灵魂的过程，从奈特的思想体系之内推断，可称为“主动过程”。就动物而言，主动过程意味着关于生命的常见的“三层次”定义——每一生命体必须有身体的“边界”、边界内部复制自身的过程、以及边界内部与外部之间的能量交换过程；（3）群体生活或“公域”（public domains）内的生活。这一生活的“物理-生理-心理”基础尚未令人信服地澄清。一种可称为“套套逻辑”的演化论的解释是，社会性哺乳动物之所以演化为“社会的”，是因为使它们在与其它物种的竞争中得以生存的策略之一是个体之间的“合作”。对这一假说的实证支持是晚近发表的一部分演化心理学、胚胎脑科学和关于人类情感的脑科学研究报告，其中，人类脑容量增长在大约50万年前的停滞和此后人类大脑的前额叶占大脑比重的迅速增长，以及前额叶在社会认知与情感协调方面的主导性功能，可用来支持人类大脑的社会交往决定论。 哺乳动物之外的动物也可以有社会性，典型地，动物学家们特别关注白蚁、蚂蚁和蜜蜂的社会性。非哺乳动物的社会交往及其可达范围，依赖于它们使用的可称为“语言”的各类信号的性质。与哺乳动物不同，非哺乳动物的脑，缺少“情感中枢”。因此，我推测，它们的社会认知行为唯一地由它们的“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能力及其性质决定。根据动物行为学及脑的胚胎学原理，我们不难推测，社会性昆虫类的语义记忆能力是遗传决定的，并且在后天发生的特定情境内习得语言的具体内容。也因此，这些昆虫社会，与原始人类社会一样，被纳入涂尔干所谓“机械团契”，与现代人类社会所表现的“有机团契”形成对照。但根据关于昆虫分工和人类分工的比较研究以及语言和情感的记忆理论，我推测，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有机团契，并非由于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是由于社会情感的发展。许多迹象表明，有一种被辛格（Tania Singer）在最近发表的一份脑科学报告中命名为“共享的神经元网络”的脑内信号系统，可视为普通灵长目脑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在更高阶段演化的产物。这一共享式的神经元网络束，应是人类在范围远超血亲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能力的“生理-心理-语言”基础。与此同样具有启发性的一项脑科学事实是，在迄今为止被人类研究过的各物种当中，似乎只有人类和数目有限的“会唱歌的鸟类”（singing birds）的脑，有“场景记忆”能力。后者完全不同于“语义记忆”，因为它使行为主体有了关于“时间”或“历史”的感觉。 综上所述，我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推测，“情感生活”、“场景记忆”、“社会交往”，这三类现象之间存在着密切甚至不可分离的联系。正是这一目前尚未澄清的联系，为人类社会提供了“物理-生理-心理”的基础。并且也是在这一联系的基础上，才可能在人类个体的心理世界里形成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在1930年代提出并成为社会行为学、社会心理学和符号互动论的基本原理之一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 回顾人类社会的历史，韦伯认为这些社会及其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可有三类——传统型、法理型、奇理斯玛型。与此相对照，奈特认为人类社会可分为下列三类：基于习俗的，基于威权的，和基于共识的。这一分类导致阿罗在建构“社会选择”理论时，将“不可能性”定理的现实背景限制在“共识社会”（consensus society）的集体行动的范围内。在其余两类社会里，由于“习俗”和“威权”的内在和外在特征，集体偏好不是如同外部强加的就是独裁的。
二．社会过程 就我的阅读所及，奈特是最早阐述“社会主动过程”的经济学家或社会哲学家。他1942年发表于《伦理学》杂志的长篇论文“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science，philosophy，and social procedure）”，以及1944年和1946年他在同一杂志发表的另外两篇论文，提出了一整套社会演化学说。 根据奈特的社会演化学说，社会变革往往源于它的上层人士对占据主导位置的生活方式及其意义的不满——古代巴比伦的僧侣、中世纪人文主义者、以及当代都市里社会批判家们。一般而言，任何社会，在任何时段内，有一些社会成员被全体社会成员认为是“重要的”——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影响力相比而言。这些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某些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可能达成共识。这些达成共识的具有重要性的事务，成为社会的首要目标并为此而引发社会变革。 关于“重要性”（importance），学术活跃时期稍早于奈特的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晚年曾提出一个命题，我称之为“演化理性的哲学表达”：在任何理解（understanding）之前先有表达（expression），在有所表达之前先有关于重要性的感受（feeling of importance）。此处，“有”是存在性的描述。如果一个人关于某一具有重要性的问题尚未有感受，那么基于这一感受的表达是不可能的——注意，怀特海使用的是“ex-pression”，与“im-pression”相对而言，前者是后者的外在表达，后者是休谟哲学（怀特海哲学的两大思想渊源之一）由以出发的概念——在任何“观念”（idea）之前先有“印象”（impression）。 上述的奈特社会演化学说，在两方面需要更详细的叙述。首先，如果一个社会格外缺少社会学家所谓的“纵向流动性”（vertical mobility），那么该社会的重要成员的集合就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群体，从而基于该群体共识的具有重要性的事务，未必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重要性的事务。其次，奈特指出，现代的理性社会的真正基础是“自由讨论”（free discussion）。真正自由的政府，不是根据美国人通常相信的与林肯总统的伟大名声联系着但缺乏实证准则的“人民的和人民参与并为着人民的政府”（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而是根据“基于讨论的政府”（a government by discussion）——这是一项可实证准则。奈特强调指出，我们判断一个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阻碍着人民的自由，不应根据它的文字宪法或它遵守文字宪法的程度，也不应根据它的政治不民主的程度，而应根据它在多大程度上压制或操纵着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讨论”。奈特想象的自由讨论，十分类似于我们已有了足够多体验的“互联网社会”的自由讨论。只不过，与奈特的理想境界尚有差距，今天，我们期待着互联网讨论的参与者们对自己的言论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在自由讨论的过程中，可以自发涌现出一些权威意见——被参与者们公认为“重要的”意见。奈特相信，这是理性社会最初的政府形态，因为这些意见的权威不需要强迫性力量的支撑，它们的权威是韦伯所谓“内在权威”——多数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希望服从的权威。 关于“（主动）过程”这一语词——procedure，奈特指出，它不同于“（被动）过程”——process。后者是无意识的和机械的，前者是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奈特认为，一个社会的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及这些活动的文字或符号描述，都是社会主动过程的外在特征，都是“overt”（外在的）。 在奈特想象的理想情境里，只有自由讨论才构成社会主动过程。能够参与自由讨论的人，是摆脱了习俗和威权束缚的现代人。根据奈特的社会演化学说，一个社会可能达到的文明程度依赖于它的社会成员普遍具有的文明和批判文明的能力。
三．重要性的感受、政治表达、社会过程 诸如“发展是硬道理”和“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表达，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无疑代表了足够多的重要社会成员关于最具重要性的问题的感受，从而成为关于重要性的感受的“政治表达”。在韦伯看来，群体行动使社会成其为社会，“政治”则是群体行动的社会理论概括。在韦伯“政治社会学”视角下，任何社会现象都有政治的维度，并且任何政治活动都是社会的。 在奈特、阿罗、布坎南的叙事传统内，韦伯的政治社会学视角可转换为采取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立场的“新政治经济学”视角：每一社会成员感受到的重要性，也就是小米尔（John Stuart Mill）关于“效用”的定义——utility is importance felt（效用就是感受到的重要性）。对一切被感受到的重要性加以排序，就是我们经济学的基础概念“偏好”（preference）。经验地，一个社会的各成员具有的偏好的差异程度，或每一社会成员被允许形成的各种偏好之间的差异程度，以简单的方式测量着该社会的“自由”程度。如此界定的自由，我称之为“简单自由”或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所谓“天真的自由”（naïve freedom），与吉尔伯特界定的“复杂的自由”（synthetic freedom）相对而言。 假如每一社会成员已在公共事务方面具有自己的偏好，共识的达成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能否通过任一形态的“公共选择过程”——不论那是“以手投票”还是“以脚投票”——就各项公共事务的重要性形成一套可称为“社会偏好”的关于重要性的表达。阿罗早年的“社会选择”研究，关注的是社会偏好的理性程度与社会偏好的其它性质（自由、民主、效率）之间可能的冲突。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研究，关注的是这些冲突之间各种可能的达成共识的途径。 中国以往三十年的改革与发展，在上述的理论视角下，可表述为这样的社会主动过程：主要利益群体关于各自重要性感受的不同政治表达之间的冲突及因冲突的协调而获得的福利增长，为政治对话提供了理由。由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表现为习俗、威权、理性共识等不同类型的正当性资源的并存，参与政治对话的那些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可借助习俗社会和威权社会的政治资源，也可借助“奇理斯玛”类型的个人魅力以及各种偶然因素提供的说服力。总之，只要某一政治表达获得足够大的认同，社会就可达成它在重要性排序上的选择。也是由于上述过程充满着偶然因素，社会选择不可能服从任何“历史必然性”。我同意波普（Karl Popper）的观点，历史不是决定的也不是无决定的，而是“非严格决定的”。
四．价值排序、情感生活与美好人生 关于每一社会成员可能具有的价值排序，我提出一种主要受了海勒（Agnes Heller）思想的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将“美好人生”（good life）嵌入在三维度的空间内。第一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先天禀赋”获得后天发展机会及被实现的（materialized）可能性，第二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political life）关于“正义”的感受，第三个维度刻画每一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情感生活的深度（emotional involvement）。类似地但有重要差异的，是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描述的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三维想象：物质维度刻画社会成员对物质利益的诉求，精神维度刻画社会行动的价值取向，社会关系维度刻画权威的正当性资源的类型或谱系。 每一社会成员都追求自己想象中的美好人生，这一追求在不同文化之内的客观存在是不能否认的，尽管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及不同的表达。每一社会成员在先天禀赋获得了发展之后，关于自己的美好人生可有十分不同的想象从而导致生活理想及生活意义的演化。 每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教育”，它的外在特征便是受教育的权利——当这一重要性在社会主动过程中获得共识之后。不过，正规教育可能“失败”，恰如中国目前的状况。失败的教育可能压制了一个人的先天禀赋的发展。于是，正规学校之外的各种生活经历，包括家庭教育和在职培训，就成为最重要的发展机会。 教育之外，对先天禀赋的发展而言，最重要的发展机会是“卫生”，它维护和延续劳动能力和享受幸福的能力。依赖于不同社会可能达成的关于卫生之重要性的共识，卫生可以主要表现为公共卫生，也可以主要表现为私人卫生或公共努力与私人努力的混合。 与幸福感有直接关系的，是美好人生的情感维度。许多关于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正比或反比关系的研究表明——例如罗贾思（Mariano Rojas）2007年关于西方人幸福感与精神诉求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和浙江省2006年关于“老年”人口和“老老年”人口幸福感的调查报告，涂尔干担忧的因劳动分工的发展而有的个人主义及物质利益追求对精神生活和社会关系造成的损害，正是导致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之间反向变动的因素之一。 不仅在培根和边沁的著作里，而且在当代脑科学研究报告中，我们知道，人类情感大致可分为若干层次。首先是三种“原初情感”（primary feelings）——幸福、恐惧、悲哀。其次是许多“次生情感”（secondary feelings）——希望、怜悯、羞愧、嫉妒、内疚、仇恨……，还有或许层次更高且更细腻的情感——惆怅、无奈、爱恨交加、悲喜掺半、百感交集……。至少就人类的脑结构而言，三种原初情感分别源自三个不同的脑区，几十种次生情感则接受来自不同脑区的信号并由此形成远比原初情感复杂微妙的次生情感。 已知的人类情感，多数是负面的，少数是正面的。可名的情感——不是“无以名之”的情感，通常由许多因素联合作用而生，并且在不同情境内可分解为不同因素的组合。如前述，人类是社会性哺乳动物的一种。哺乳动物的情感中枢是“外缘系统”，它的解剖位置在大脑之外，它只接受理性中枢（大脑）的调节但不能被理性完全控制。在脑的各项功能当中，只有“理性”是一种可将具体感受抽象为普遍规则的能力。与此相比，一般动物和植物只生活在具体情境内，它们的情感离开了它们生活的具体情境就可发生障碍——“精神症状”。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人类行为不能也不应完全地理性化。因为人类情感与哺乳动物情感一样，离开了本土社会就可发生障碍。 在方法论个人主义视角下，一个“美好社会”（good society）其实是它的社会成员寻求更好的社会选择（也称为“社会集结”）从而使每一社会成员实现美好人生的过程。
五．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与过程评价 中国社会处于三重转型之中——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经济转型是市场主导的，政治和文化的转型则意味着权力正当性的基础由威权的和习俗的向理性共识的过渡。 在政治和文化的转型期内，我们看到中国人的价值诉求沿着韦伯三维空间的精神维度有了显著的改变。相应地，伦理和行为规范也有了显著改变。传统价值瓦解的过程，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一种被强烈地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诉求重合，随后是价值诉求的幻灭。至“文化革命”结束时，产生了普遍的“精神虚无”或“价值真空”。此时，这也正是“虚无”的含义，如果不“对外开放”就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价值诉求。因此，至少在中国“开放”与“改革”的初期和中期，韦伯意义上的“价值诉求”演变为物质利益导向的，或“效率”导向的。但此时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已完全不同于一百年前那些尚可坚持“中体西用”立场的改革派人士的心态。因为“中体”早已被半世纪之久的意识形态化了的新价值诉求遮蔽。并且这一新价值诉求来自西方，它很难避免“幻灭”的结局。 当社会行动主要是物质利益导向的时候，经济效率及其价值倾向于被高估。这一“同义反复”命题的论证，需要回顾前述关于“社会行动”的韦伯和奈特的学说，即社会行动之可能，完全取决于政治领袖们是否能够找到足以动员达成变革共识的政治表达。或许是偶然，提出了这一政治表达的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高估了物质利益的价值，那些倾向于低估物质利益的价值的政治领袖们则由于个人品质不足或错失了机遇而未能在不同方向上发动一场社会变革。 只要不是“革命”，任何社会变革，从来只是“自上而下”的，只是由于被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们关于新的重要性达成了某种足以发动变革的共识，虽然，这一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来自下层的“非重要”社会成员的支持，或直接就是非重要社会成员对旧体制普遍抵制的结果。这是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事实判断，它可以导致但并不等价于“精英主义”的政治态度。 随时间的延续和纵向流动性的增加，社会重要成员的群体构成和重要成员能够达成共识的价值排序都会改变。假如我们将政治领袖们竞相获取的正当性资源视为一种“社会资本”，那么，借助于贝克尔（Gary Becker）和墨菲（Kevin Murphy）的“社会经济学”分析，这些正当性资源对领袖人物们提出的政治表达的影响类似于“时尚”对个体消费行为的影响，当关于某一价值诉求的社会资本积累至某一阈值时，这些相互竞争的领袖人物可在极短时间内提出具有相似价值诉求的政治表达，从而导致相应的价值诉求在社会过程中成为主导性的并进一步外化为法律和政策，例如“三个代表”和后来的“和谐社会”等政治表达对法律和政策的重大影响。
六．价值排序的冲突与政治生活 不同社会成员的物质利益和不同区域的社会群体的物质利益之改善程度，在诸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之内，有显著差异。由这些差异导致的物质利益在不同社会成员价值排序中的差异，或更一般而言，不同社会成员在海勒三维空间中的位置差异，可以显著到在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即在公共领域内，引发冲突的程度。 在诸多的公共事务中，公平和效率，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的位置有显著差异并导致了“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的不同的政策思路。 关于“公平”和“效率”存在十分不同的定义，并由此导致不同的公共政策。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的效率是静态的，基于一般均衡存在性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或者，当一般均衡模型偏离现实很远时，（弱的）帕累托改善被认为是效率的增加。这一思想表现在社会选择理论中，是所谓（弱的）“帕累托条件”——就可想象的社会状态A和B而言，若没有社会成员认为A比B差，并且至少一位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由社会过程得到的社会偏好将选择A，也就是说，在作为社会选择的结果的社会价值排序内，A比B的位置高。 在公共事务的争论中，人们对“公平”的理解远比对“效率”的理解有更大差异。不仅在字面上而且在日常运用中，汉语“公平”这一语词既有英文“fairness”（公正）的涵义又有英文“equality”（平等）的涵义。由于与“正义”概念的密切联系，我们可将人们的“公平”观念分解在两维度之间——“程序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后者涉及每一特定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的特定需要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满足，前者涉及在一切逻辑可能的情境内每一社会成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有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以及其它正义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我认为，可以表达为它们在上列两维度的投影的差异。 同时，或许主要由于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在许多重要社会成员的价值排序中，“民主”和“自由”——姑且不论它们在中国和在西方的表达之间的差异，在公共领域内或在公共事务的每一特定情境内孰先孰后，成为参与社会过程的社会成员们的另一主要议题。 在关于自由的许多定义中，可能容纳于阿罗和森的“社会选择”分析框架的，如前述（第三节），是基于个人偏好的被允许程度的“自由”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当社会过程允许一切逻辑可能的个人偏好时，社会是自由的。多数社会成员很可能根据逻辑学以外的诸如康德道德分析这样的理由，不允许某些类型的个人偏好。例如自杀和杀人的偏好，在公共领域内通常不予考虑。假如我们相信逻辑可能的世界包含了现实可能的世界，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社会选择理论家定义的自由是最广义的自由。 与关于自由的理解相比，人们对民主的理解有较小差异。因为，所谓“一人一票”，在给定的群体之内首先意味着对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对一部分人的尊重。其次，与对正义的理解类似，人们对民主（即“对每一个人的尊重”）的理解可以分解为两维度——“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前者无视具体情境和特定个体，后者则依赖于具体情境和特定个体。在梅（Kenneth May）、阿罗和森的社会选择分析框架内定义的“民主”，是最广义的程序民主——任意两位社会成员在集结过程中的编号被互换不会影响社会选择的结果，这被称为社会选择的“匿名性”（anonymity）。 森指出，一个美好社会的特征，至少应包括“帕累托条件”——即当全体社会成员认为A不比B差并且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社会选择A，此外，这个社会还应尽可能地“自由”——允许一切逻辑可能的个人偏好（所谓“全域性”条件），并且或多或少地满足“匿名性”——社会成员的民主诉求。 但是，如前述，价值排序的冲突意味着，对最主要的公共事务而言，就任何两个社会状态A和B之间的社会过程而言，当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A比B好时另一部分社会成员认为B比A好。这样的状态A和B，被称为“帕累托不可比”。森证明了一个命题：假设每一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具有“传递性”（即任意三状态X、Y、Z，当X不比Y差并且Y不比Z差时一定意味着X不比Z差）和“完备性”（即任意两状态X和Y，要么X不比Y差，要么Y不比X差），假设社会选择满足帕累托条件、匿名性、“全域性”（自由）、以及“独立性”（即社会在任意两社会状态X和Y之间的选择仅仅依赖于社会成员关于X和Y的价值排序从而与X和Y之外的任何社会状态无关）和“拟传递性”（即满足完备性并且对任意三状态X、Y、Z，当X比Y好并且Y比Z好时一定意味着X比Z好）条件，则在这一社会选择的价值排序之内，任何帕累托不可比状态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当满足上列条件时，在“社会”看来，任意两个帕累托不可比状态A和B，是无差异的。 上述的森的命题意味着，此处不能讨论技术性假设——独立性和拟传递性——的现实世界涵义，首先，理性共识基础上的社会偏好，只要它是充分地顾及效率、民主和自由的，它就不能判定任何两个帕累托不可比状态之间的优劣。这样的不可判定被称为“无决断性”，它在现实政治中意味着“僵局”。走出僵局的途径，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布坎南鼓吹的“政治对话”。 其次，森的命题所要求的每一社会成员的偏好的传递性和完备性意味着每一个人的理性（传递性，逻辑无矛盾，决断性）和每一个人可利用的信息的充分性（完备性，关于任何两个可选状态的信息不缺乏到无法选择的程度），这是社会成员能够达成理性共识的前提。
七．结语 关于帕累托不可比状态的森的命题，是阿罗《个人价值与社会选择》第四章关于“拟序”概念与“补偿原则”的论述的扩展。在那一章里，借助于西多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关于“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可能相交的观点，阿罗指出了“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逻辑错误——这一判据可导致社会选择的非理性或无决断性（僵局）。 但是，在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下，我们运用“卡尔多-希克斯”判据的最初动机仍是正确的。这一判据意味着，我们相信基于补偿原则的“谈判”过程可能导致理性共识。只不过，由于逻辑错误，这一判据所要求的谈判过程，很可能是以利益冲突为前提的政治对话，旨在走出僵局。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的处境。 围绕教育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而发生的一系列政策论争和在更广泛领域内发生的对“三十年改革”的不同评价，意味着在“效率优先”和“公平优先”之间实施“补偿原则”的谈判，正从经济的转变为政治的。我们中国人为缓解政治冲突而参与的政治对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导我们到想象中的美好社会？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它取决于对话参与者的想象，但他们能够想象的通常是西方社会的政治图景——不必定与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保持和谐。 September 16 视频：质检总局检测婴幼儿奶粉 22品牌含三聚氰胺CCTV9月16日报道 央视新闻联播刚刚播出，质检总局通报全国婴幼儿奶粉三聚氰胺含量抽检结果，伊利、蒙牛、光明、圣元、雅士利等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检出三聚氰胺，被要求立即下架。 September 15 直到新西兰政府联系中国中央政府之後，中国河北的地方官员才开始采取行动。新西兰总理真不够朋友
（转载一条外电的消息） 克拉克表示，直到新西兰政府联系中国中央政府之後，中国河北的地方官员才开始采取行动。恒天然拥有三鹿集团43%的股权。 克拉克称，恒天然在8月得知三鹿奶粉遭污染後，即要求全面公开地召回所有受波及产品，但却遭到阻挠。 “他们数周来一直在要求进行官方正式召回，但是中国地方当局一直不采取行动，”她对新西兰TVNZ电视台说。 “在地方层面上，我认为第一反应就是试图掩盖它，不予正式召回。那绝不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做法。” 克拉克表示，她在9月5日被告知这一问题，三天后新西兰官员被下令绕过河北地方官员，直接通知中国中央政府。 “你可以想象，当新西兰政府告知北京之後，北京重手责成地方官员开始行动，”她说道。（完） August 29 被追杀的刑警队长逃亡日记 <转帖>被追杀的刑警队长逃亡日记
2008-08-23 12:03
July 20 安金磊：倾注在土地上的行与思文/周靖冬 怎样给安金磊这样一位青年农民定位？有了2005年开春时节与他在田里共同清理农膜的五天接触，我确信了此前听到的传闻——他是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农民，一位不折不扣的有机农业的践行者。晚饭后坐在灯下交谈，每每惊异于他对中国古老文化知识的熟悉。他随口而出的圣贤佳句常常让我自愧浅陋。再看他写给一位尊者的恬淡自如、用辞儒雅的信，开始觉得他是一位博学的文人。随着交谈的深入，听他展开自己对农业问题的一个个疑问，一层层思考，我又觉得他像是一位农业问题的思想家。
“清明前后种瓜点豆”。但是在这个干旱的春季，清明已经过去了几天，那种清新的画面仍迟迟没有出现在河北枣强。东紫龙村，安金磊的这块四十多亩的棉花地里，上一年用过的农膜或隐或现地附着在地表，勾勒出整齐的地垄。妻子张秀双在前面用钢叉挑开埋在土里的残旧农膜，小安伏身跟在后面把它们一把一把地团起来，再用大块的土坷垃压住。看见指甲盖那么大的，小安也要掖进自己的裤兜。墒情差，没有风的时候扬起的尘土围着他们久久不肯散去。他们却似乎毫无察觉。
规定与质疑 90年代初，刚从农校毕业来到巨赞农场的安金磊，身背手压喷雾器，走在分到自己名下的六十亩果园里，按照规定的步骤给果树喷农药，给间作套种的玉米打除草剂，脸上一片茫然。一是因为此前他从来没有做过农活儿，二是因为他很不适应那农药和除草剂的味道，从打亲耳听说了“毒西瓜”把人吃坏的事情，更加从心里反感这些化学的东西。到了第二年侍弄西瓜的时候，他说什么也不愿下“毒”手了。和玉米相比，西瓜毕竟更接近人嘴呀！安金磊偷偷地改用鸡粪、叶面肥和营养液，不用任何农药和化肥。
在农家肥的滋养和小安精心的照料下，苗儿拱出来了。两瓣籽实中间，一株由黄变绿的细嫩的子叶正在奋力地展开，尖端的生长点上顶着一粒晶莹的露珠。整块地里，支楞楞的瓜蔓向四处舒展开去。小安觉得它们像一条条吐着信子的充满活力的蛇，似乎又带有孔雀开屏般的美丽。啊，都不对，那活生生的精神头分明有股子苍龙一般的气势！他蹲在地上看得出了神。
在农校为西瓜育苗的课程里，观察秧情，帮助小苗培土、脱壳是一道必要的程序。从那以后安金磊特别喜爱在瓜地里感受这种乐趣，感受那里的清新空气。这一季，小安的西瓜地里不仅没有出现一棵病株，而且西瓜味道明显好于别人的地块！他并且为此获得了当地农业部门的品质检测奖。他种植的西瓜因为被检测到明显的抗癌元素而被授予“抗癌西瓜”的称号。
成功的体验助长了安金磊潜质中的叛逆成分，他不再唯上级规定为尊。规定要求定期为果树除草，为果树保留水分、养分。小安觉得它们之间的关系，依赖更甚于竞争。杂草在盛夏的骄阳下可以为果树吸收阳光，有利于果树周围小气候的调节，所以对除草的事无动于衷。领导催得紧了，他就干脆把显眼处的杂草翻进土里一些——让它们在消失之前做一回绿肥吧！ 从第二年开始，安金磊就再也没有用过农药化肥。然而事实一再证明，小安地块里的果树长得就是好。
思考与实践
产业化大潮之下，土地已经成了农产品生产链条上一个似乎无需用心“保养”，可以随意榨取的环节！种种与祖先说法不同的怪现象让安金磊感到疑惑。
三十出头的小安喜爱思考。小小的成功除了让他高兴以外，更触动了他的思考机器。他更加坚定了自己最初认定的“理论”：果树地里需要搞间作。高的树木，次高的麦秆，贴着地面的草，上下错落，对于光、肥、水的利用并不完全是竞争关系，而主要是相互协作的关系。在肉眼无法分辨的土壤微观世界中，也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共生系统，其中除了土壤和农作物以外，还包括诸如苔藓、杂草、各种昆虫、微生物、细菌等等，它们之间既依存又制约。土壤的共生系统越是多样化，越是复杂，就越肥沃，越稳定。祖先有言：“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为地干预、打破这个历千万年而形成的平衡一定会招致危险。
1995年农场实行承包责任制，安金磊多少获得了一些实践自己理念的自由空间。2000年，迎着人们不解的目光，安金磊辞去国营农场的工作，回到村里承包了两块、总共50亩废弃的贫瘠土地，开始了完全自主的有机种植探索。
在村里签完字，他径直去了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满怀幸福感地抓起一把土凑到眼前观察着，踌躇满志地盘算着种植计划。他也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这样做了。
思考与学习比劳动更艰苦，却又充满了快慰。劳作一天的他，晚上不爱看电视，而是读书，从那些凝结了中国古老文化精华的字句中汲取养分。
听人说上农家肥的地产量低。他就盯住人家刨根问底，再找别的人给以佐证，终于弄清农户利用农家肥肥料类别单一，要么是猪粪，要么是鸡粪，当然没有化肥那么全面的元素搭配。小安建议他们多种肥料混合使用。他坚信这些没有受到过化学物污染的土地本质上是健康的，很容易恢复地力，提高产量。
安金磊不主张搞温室大棚，认为高温高湿的大棚内部环境下细菌会超常繁殖，得不偿失。他认为一年多熟、反季节上市这类做法仅仅从商业盈利出发，虽可得一时之利，却违背了作物的生长规律，对土地，对作物，对消费者，都将构成危害。古人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告诫我们要一切以自然规律为尊。
安金磊注意观察土质，尤其注意虫子活动的痕迹，认为虫子是土壤健康与活力的表征。但在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的田里，蚯蚓一类的益虫渐渐绝迹了，加速了土壤的板结。他主张辩证地看那些一般意义上的害虫。地里适当数量的喇喇蛄可以保证七八成的出苗率，等于帮助农家间苗。蚜虫病害实际上与大量使用化肥有关，含氮量过多的植株蛋白含量高，杆脆，更适合蚜虫的口味。此时再采用过去的草木灰办法对付蚜虫为时已晚。
实践，当然意味着更多的吃苦，更多的辛劳。锄草总比喷洒除草剂艰苦，施农家肥总比施化肥劳累。拣农膜，那么一块四十多亩的地，夫妻两人要干六七天。全社会性的浮躁病感染到农民身上，就表现为不愿花力气，得过且过。安金磊路过别人的地时，每次都能看见多年积攒的残留农膜白花花地散落在泥土里，像是沾满痰迹的地面，难看极了。抓起一把土闻闻，是一股呛人的化学药剂的味道。种子稚嫩的幼芽和根系怎能够冲破这样恶劣环境的包围与刺激？即便长大了，又怎能够回报给人类健康的果实？
一天，安金磊和妻子手持钢叉正在为鸡粪堆做翻倒腐熟。干得满头大汗的当口，一位骑车路过的老农骗腿下了车，径直走过来，脸上既有不解和新鲜，又透着几分爱怜和赞赏。不过说出话来却是反着的： “化肥多省事，年纪轻轻的卖这份傻力气？” “累是累点儿，可是用着踏实，上到瓜地结的瓜也好吃。”
老农听了眼睛里一亮：“种地三分种七分养，这话没人听得进去了。天下没有白吃的馍，化肥‘又省事又高产’，那祸害还在后头呢！你们记住，全好的好事，准不是好事！”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知音，老人越说越激愤：“他们光说高产了，怎么不说打了多少深井，抽了多少地下水！”
比较与榜样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2004年，一场棉花枯黄萎病在这一带大面积发生，多数棉田发病率都在七八成左右，个别的几乎绝产，有人归结为气候原因。但是安金磊的四十多亩棉花地里，总共只出现了几棵病株。以9%的潮度（最低含水量），亩产达到400斤。这让北京来的棉花专家毛树春老师惊叹不已。现在，安金磊的棉花凭着绒长和抗拉两项硬指标可以获得比别人高一成的售价。随着检测手段的完善，作为食用油原料的棉籽也有望取得市场优势。在收购商那里，安金磊的名字已经多少带有了品牌的特质。
鲜明的对比还反映在秋白菜地里。这两年有些人家地里的白菜几乎绝收，一棵棵地烂掉。小安家的白菜却是风景这边独好。事到如今，谁也不敢再小看这位卖傻力气的“神经病”了。有的来打听从哪里买农家肥，价钱如何。有的问他们这一季浇了几遍水。有的暗中盯着安金磊什么时候浇地才敢浇。据小安观察，近一年来村里开始清理农膜和到藁城买鸡粪的人家各增加了近十户。
在安金磊的电话簿上，像毛老师这样的专家有十几位，包括中国农大、中国农科院、山东农科院等机构的各方面专家。不间断的面访、信访和电话访，每一次都使得小安受益匪浅。有时从报章上看到一篇报道，他就可能坐上火车直奔山东，或者河南，慕名去登门求教，与那些初识的同行一同探讨问题，或者互通有无，从优质的种子到实用的农具。
安金磊奔忙并快乐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别人体会不到，种地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除了劳作与交流，安金磊的快乐还在于读书，包括外国人的书。在他的书架上，笔者看到陈慰中的《中国生态农业》，戈尔的《濒临失衡的地球》，卢岑贝格的《自然不可改良》……。那些生涩的文言，拗口的译句，都成了他破解难题的钥匙。在这方天地中他一次次地找到了胡适所说的“兴趣丹、问题散、信心汤”，一次次升华了自己的认识。
压榨与危机 有机农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产业化浪潮。从“石油革命”开始以后的数十年来，化肥已经使得土壤板结，通透性差，地力下降，有机成分低，抗病能力弱。
产业化对农业的危害远不仅仅表现在化肥与除草剂上。就说种子吧——种子的产业化运行，使得农家购买种子的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作物棉花的种子最高一斤能卖到40元之多。听说有的人还在打算通过科学手段把种子搞成不育系，杜绝农家自己育种的任何可能。
实际上，只要不是做杂交培育，一般性的提纯、筛选和留种很容易掌握。所以安金磊主张农民学会自己留种，以免受种子商的假种子欺骗和价格压榨。
商人压榨农民，农民们只好压榨土地。
化肥施用量一加再加，但收成却在下滑！农药使用量一加再加，植物病害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用水量一加再加，水井越打越深。华北地区不可补给的深层地下水已经被采用一半，形成一个巨大的漏斗！普遍的干旱与超深的机井相互助长，恶性循环！
农民由于其行业的特殊性，经济危机会直接衍生出生态危机，二者形成更严重的恶性循环。在严酷的经济压力之下，新一代农民普遍视土地为摇钱树。孩子上学，老人看病，给儿子盖房取媳妇，买摩托，全指望着它。日子越紧，“摇”得越狠。
“摇”着“摇”着，很多人想到了真正的树——砍树现象严重起来。大道两旁过去茂密的树木几乎已被砍光。远望邻近村落，已经不见了那种绿树掩映的画面，被取而代之的是黄色的房舍。安金磊认为，树木是最涵养水分的，鼓励农民栽种果树有利于减轻干旱，阻止地下水的减少。但是这又涉及国家的粮食生产大计，安金磊的想法难有实现的可能。
过去，地头和房前屋后总是要留一些杂草的。现在统统种满了作物。农民也许为此多少缓解了生活的压力，可知却断绝了多少鸟儿的生路！
2003年大旱。6月，小安夫妻给棉花地浇水时，忽然发现在棉花地南头，那片旧车辙形成的长条形低洼地里，几千只燕子在抢着喝周边地里渗过来的积水，满满当当地落了一大片！喝饱了的燕子仍不肯离开，有的蘸着水梳洗自己的羽毛，有的在浅水边兴奋地嬉戏。
这场景令他们永远难忘。
古人说：“质子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安金磊对这件事作了一番设身处地的分析。近年来北方干旱少雨，河湖干涸；农村普遍建起了机井和水塔，农家多数通了“自来水”，旧时的井台已经少见；农民浇地的水里常常溶进了追施的化肥。这就使得鸟类很难寻到喝水的地方。食物来源同样困难。除草剂已经消灭了田间的大部分野草，使得草籽难觅。谷物在这一带少有种植。当地人都发现过去常见的鸟类已经减少了六七种。燕子的数量也明显减少。为此小安决定每年在地头种些专门用于“赈灾”、不打算收获的谷物。地头保留适量杂草。房顶上、树杈上放一些接雨水喂鸟儿的容器。
倡导这样一种生态伦理观意义重大，因为一个安金磊也许能够为村边的鸟儿减轻饥渴的折磨，但可能挽救这些物种的消失吗？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全球气温变暖、人口急速增长和自然环境恶化三大趋势作用下，地球上的生物正在经历有史以来第六次大灭绝。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全世界已有超过1000个品种的家养动物灭绝。如果不采取措施，二十年内人类还将失去2000个家畜和家禽品种。目前全球有超过15000种物种濒临灭绝，灭绝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陷阱与希望 安金磊明确表示了对现在的产业化、市场化农业前景的担忧。他说，目前的大城市超市中各种商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但是有哪位消费者想到过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呢？超市的运作机制决定了它们必须极力增加商品种类、规格，必须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组织货源，签订供货协议。货品供应必须有长期和稳定的保障，对违反协议者施以重罚。散户农民显然无法适应这样的要求。而大范围的货物调动，势必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以及包装、仓储、防腐措施等方面的浪费与污染。相比之下，陶渊明式的“田园经济”会让我们的地球保持更长时间的生存条件，为我们的后代保留更多的自然资源。现代人只须舍弃一些高消费和过度的舒适生活，克制一下品尝异地风味食品的欲望，就功在千秋了！
产业化主张地区性的单一种植。但是我们古老的农谚说“倒倒茬，顶茬粪”。适当变换种植种类可以减轻土壤养分的片面消耗。间作、轮作则有利于对地力、阳光、二氧化碳的全面利用，也有助于减轻天灾对农民的打击。多样化种植还有利于阻断某种病虫害的大面积扩散。有时即便在自家棉花地里间种几行玉米或芝麻，都可以有效阻止蚜虫的蔓延。安金磊和妻子对此体会很深。与土壤中的复杂体系一样，农业经济的多样化同样是农民不可或缺的宝物。
但是，枣强的农民却在年复一年地种棉花，包括安金磊自己。为什么呢？干旱。种粮用水量大，只有棉花可以在不加大用水成本的情况下保证收益。
生态问题、经济问题搅在一起。事实已经证明，产业化只能使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让土地变得贫瘠，让资源加速消耗，让地球蒙上阴影。产业化起码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陷阱！
笔者心想，在产业化的滚滚大潮面前，能有安金磊和他的妻子这样一批有责任感，勤于、敢于思索，并愿意用自己的汗水去践行中国古老农耕文化的青年农民出现，是一种希望。至今，安金磊开始这样做的时间并不太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理的思路也还很多。我从心里盼望着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与支持，盼望他的农耕方式取得示范效应，帮助绝境中的农民找到出路。
安金磊自己当然更这样期盼着。他用了《诗经》里的一句话来描述自己的心境：“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前景也许不必心忧——就在东紫龙村，希望已经开始显现……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本文原载《民间》2006年春季刊
July 17 是到了尽快结束这样的权力运行的时候了911的时候，有许多国人为之叫好，我不甚同意，至少，我对撞世贸不同意，在我看来，这种对平民无辜者的伤害，是不正当的； 崔英杰案件的时候，也有许多人为崔的行为叫好，我也不甚同意，无论如何，李志强不应该失去他的生命。 这次，杨佳闯进了警察局，我还是认为，那些警察不应该失去他们的生命。 但是，怎么看待杨佳的行为呢？还有，那些警察是完全无辜的吗？ 报复杀人？不，他没有直接报复处理他的警察，而是冲向了分局。 恐怖行为？不，无论是面对保安时候的倒转刀柄，还是舍弃百姓和女警，都表明没有制造恐怖的指向。 一个人对国家机器的起义？不，他并没有推翻体制的政治目的,而只是为了自己。 关于杨佳事件，我的看法是： 以专政为手段的全能体制，离不开高压和恐怖为手段，并缺乏外部制衡，在运行中很容易制造仇恨，让人恨上这个体制。 同时，为了维持这样的全能体制，一般都会通过教育和宣传的垄断，传播一种非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一种针对特定群体仇恨的斗争哲学, 无论这个特定群体是犹太人、剥削阶级还是其他什么。 于是，很自然的就是，受这个体制的斗争哲学教育出来的个体，当受到体制中人的打压或伤害时，很难有其他的思想资源，来区分体制和个人, 在极端的情况下，就可能在这种世界观的支配下，产生一种针对体制群体的仇恨情绪，展开对这个群体的任意报复。 这就是以专政为手段的全能体制，以及这个体制的垄断教育可能的后果。这种后果不仅体现在杨佳这样的当事人身上，在事后的网络评议中，对杨大侠、杨一刀的一片赞扬背后，都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由于不能区分体制和体制中人，结果，对体制的情绪淹没了对体制中人应有的同情。 因此，我不赞成杨佳的作为，毕竟，体制和体制中的个体还是不同的。但是，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而把他看作是这个体制权力运行的牺牲品。就好比被蒙上了眼睛的人, 突然遭遇到了横逆的时候，看不清楚，只能没有凭借地无助彷徨。杨佳就是这样的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他在无地彷徨之后，选择了挥刀杀向黑暗，一路砍去的同时，伤害了那些本不应该死去的警察。 而那些被他杀害的警察，也是这个体制权力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也一道参与了制造杨佳这个牺牲品的过程, 因此，很难认为他们就彻底无辜，但是，他们并非这个体制的始作俑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被蒙上了眼睛，在我看来，他们和杨佳，都是无约束的专政权力运行下的牺牲品。 其实，人人都说，上海的警察可能是中国最文明的了，而我也明白，在如今的社会条件和法制环境下，曾经的专政手段已经不知道软化了多少，而无约束的权力也逐渐有了约束（上海督察的两次上京协商就是例子），但是，我不得不很遗憾地指出，全能体制下的专政手段的无约束运行，尽管不再频繁，却依旧可能在某个时刻突如其来，它并没有被关进笼子，而最多是套上了链子，而只要没有最终被法治和民主将之关进笼子，类似的极端事件就很难说不会再出现。而正如我的朋友十年砍柴所指出的那样，这种依旧残留的无约束专政权力，一旦遇上拥有更多自我意识的现代人，是很难不擦枪走火的。 是到了尽快结束这样的权力运行的时候了。 May 17 读书笔记民族主义读书笔记 一 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受到西方学者的再次关注。从1992年开始，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尝试为研究生开设民族主义的专题课。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刊曾经组织讨论，如何将民族主义整合到大学本科的历史课堂中。与会者认为如果不了解民族主义，则不仅不能了解近现代世界，而且也无法了解所谓“后现代世界”。 人类学家纪尔兹（Clifford Geertz）在研讨二战后独立的“新国家”的情形是指出：“民族主义不仅仅是社会变迁的附产物，而是实质内容；民族主义不是社会变迁的反应、原因、表达，甚而其动力，它就是社会变迁本身”。英国左派史家奈恩（Tom Nairn）也认为，民族主义指谓着现代国家政治实体的一般状态；与其说它是独立于此的另一种“主义”，毋宁说是政治的和社会的思想风气。 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一个不断重申的主题，而且民族主义浪潮正处在“不断高涨”的进程之中。如果将晚清以来的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中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 胡适曾说：“民族主义都是以抗议为开端的。”同时，民族主义从来还有国家建构的一面。如果不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就无法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而激烈反传统，以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也不可能真正认识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政治中的作用。这一时段的那些人大都深知中国传统。抗议之后，他们尚有建设的基础。而今日的西向反传统者和持“中国可以说不”的言论者除了抗议别无所长。 二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近现代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强调特定民族的具体文化传统的殊别性，强调民族利益至上，保护和传承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和疆界的完整。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上的系统性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而几至失堕之际。今年把清明、端午和中秋定位为国家法定假日，这让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更多地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 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然而，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为什么现代人会有民族主义情绪？印度学者克里希那穆提的回答最为直截了当：你觉得渺小由此而觉得自卑，所以你自卑的灵魂要寻求与一个更大的“自我”结合，那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主权，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成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主权。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召号召力，而其本身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在这点上，民族主义与民粹威权主义类似。当建立新国家的努力，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走向，而在意识形态上，新国家則全面发展国家主义，其动员的策略则是以人民的名义，重建一套威权統治体系，故這体系可定性为民粹威权主義。这时，新国家的各种霸权计划，都可以由这个角度来了解。這些计划以「人民」为名要求共识，卻掩盖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压制了众多差异並阻碍了多元的社会发展。 在全球化的今天，若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危害，就应当在承认民族主义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以及保持对外部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驯服民族主义，把它的作用局限在一定的空间之内，这样才不致出现民族主义情绪失控的局面。 三 与民族主义相对有世界公民。世界公民是斯密和康德的最高境界，对斯密而言，那是斯多亚学派的境界。对康德而言，那是永久和平的必要条件。“西方人的这一最高境界，太政治化了。不如奉持我们中国人与之对应的境界——天下主义。这里没有“政治”，但有“伦理”(汪丁丁)。 政治的核心是权力与权利。近代西方社会有天赋人权说。美国经济学家巴泽尔在《产权的经济学分析》中，用“在外地主模型”分析名义权利与实际权利的可能状态。“在外地主”的权益与成本平衡，取决于它自我保护的努力程度。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关于权利，他说“各人尽自己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而就在彼此各尽义务时，彼此权利自在其中；并没有漏掉，亦没有延迟。事实不改，而精神却变了。” 易经上有，利者义之和也。 伦理社会所贵者，一言以蔽之，尊重对方。在社会与个人相互关系上，有重点放在个人的个人本位如欧美，有重点放在社会的社会本位的如前苏联等。在中国看到“此一人与彼一人之相互关系，……发挥互以对方为重之理。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换；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伦理本位者，关系本位也。非唯巩固了关系，而且轻重得其均衡不落一偏。若以此理应用于社会与个人之间，岂不甚妙”。
附录： 1乐山 主编 《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和反思》2004 2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January 27 每逢佳节倍思亲December 07 贵族精神郁达夫之子的“不脱”----朱又可
著有百万字《草原文化与人类历史》的蒙古族学者孟驰北先生，今年已经82岁，其祖父因替慈禧太后保驾有功，被赐“御前行走”高官。孟氏从事革命一辈子，却不是共产党员。从南京被发配新疆当右派，一待就是50年。在新疆劳动改造时，孟氏与郁达夫的儿子郁飞(曾译《京华烟云》)在一个农场，几十人睡同一个大炕。 当地贫下中农批判说，这些来改造的知识分子晚上都是穿短裤睡觉的，多浪费，谁再睡觉穿短裤就开现场批斗会。有一晚，农民来检查，一一掀开被窝，发现有两个人没有光屁股，一是孟氏，一是郁飞，甘肃籍农民狠狠地批斗了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第二天夜里又来突袭检查，发现只有一个人没有脱短裤，那是郁飞。再批斗再打，他坚持不脱。 “连我也经受不住，也脱了，向农民看齐，光屁股睡觉，看来我的贵族精神还没有塑造彻底。”孟氏几十年后说。
郁飞(中)和妻子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71206/wh/200712060044.asp 南方周末 2007.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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